國家治理史是順應國家發展大局和時代現實需要而興起的一門綜合性學科，也是最能夠為“國之大者”提供歷史借鑒的重要研究領域。目前國家治理史研究取得了突出成績，但仍然有較大的提升空間。為了推動國家治理史研究的深化，需要在擴大研究視野、轉換研究視角、拓展研究領域并積極建構學科理論等方面繼續努力。

用“大歷史”視野研究國家治理史

研究國家治理史，要有貫通性的歷史大視野，從中國歷史、世界歷史發展的宏闊視野考察國家治理問題。其基本要求，就是不能就事論事、不能就制度論制度，不能就古代論古代、就近代論近代，就中國論中國，就羅馬論羅馬，而是要有貫通的、縱深的、宏大的歷史視野。就具體制度史研究而言，不能就某項制度談某項制度。一項制度（及措施）的出臺及其運行，必然涉及其他眾多的制度（及措施），要注意該制度（及措施）與其他各項制度（及措施）的關聯性。例如，科舉制度是古代中國的人才選拔制度，與培育人才的官學制度、書院制度是配套銜接的，與選官任官制度是有關聯的，與儒學經典的推崇和研習同樣有著密切關聯。將其置于古代中國制度體系中進行縱橫觀察，就容易理解科舉制度的功用、優劣，更能夠理解清末科舉停廢對當時社會結構、文化變遷及教育變革的深遠影響。

同時，不能就某個時段論某個時段的制度，要聯系該制度前后時段上的變化，必須在時段上前后打通，將其脈絡貫通起來。要往上推究該制度的源流，也要往下考察該制度變遷及其影響。如果不把某些制度或治理措施放在“大歷史”的視野下，恐怕很難看明白其特別之處及其成效。例如，考察歷史上的科舉制度，若將其與此前選官問題上的夏商周貴族世襲制度、漢代察舉制度、魏晉九品中正制度、南北朝士族門閥制度等進行縱向貫通式比較，就容易理解其制度源流及其歷史功績；若對其從隋唐到明清科考內容及其形式的演變進行縱向考察，同樣容易弄清其制度優長及弊端所在，便會深化對晚清科舉改革與清末科舉停廢的認識。因此，國家治理史研究要擴展研究視野，倡導“大歷史觀”，倡導“全球視野”“世界眼光”。

以“大歷史”的視野研究國家治理史，其基本要求就是“貫通古今”，進行“貫通”式研究。從古代中國延續到近代中國，再從近代中國延續到當代中國，這種“順延”式考察是一種“貫通”的眼光；從目前國家治理追溯近代國家治理，進而推向古代國家治理，這種“逆推”式考察，同樣是一種“貫通”的視野。采用“貫通”式考察的重點是弄清基本的歷史事實，進而評判其成效，總結成功經驗，吸取失敗（失效）教訓，為推進當代中國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提供歷史借鑒。

用跨學科視角研究國家治理史

國家治理史是以政治史為主，但不局限于政治史的綜合性學科，有著廣闊的研究領域，包含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思想、對外關系等各領域，涉及政治制度史的各個層面（中央與地方、集權與分權、選官任官、行政與監察等），經濟社會運行的各個方面（經濟發展、民本民生、災害治理、民族、宗教、邊疆、基層組織等），需要各學科領域專家分工合作進行研究。

國家治理史是綜合性的研究領域，除了歷史學界參與之外，還要吸收政治學界、經濟學界、社會學界、生態環境學界等方面學者參加研究。即便是歷史學界內部，對于“國家治理史”這樣的研究領域，可以專門研究政治史的學者為主，但必須包括那些從事經濟史、社會史、文化史、外交史、思想史、民族史、邊疆史等領域的學者參與。多學科交流和跨學科研究是目前國內外學術發展的基本趨向，各學科的深度融合是深化國家治理史研究的有效途徑。

以中國歷史上的災害治理為例，涉及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習俗等多個領域，各級官府、民間各種力量等多層面治理主體，既可以從中央與地方聯動的政治史視角進行研究，還可以從官府與民間協同的社會史視角探究，更可以從生態環境變化、醫療衛生水平等視角探究災害發生、救災抗疫及災后重建等問題。

歷史學與政治學、社會學、生態學及其他學科的融合，是國際學術界發展的基本趨向。因此，國家治理史研究不僅需要從事政治制度史研究的學者參與，還要吸納不同學科背景的學者參加進來。不同學科背景的學者，從不同的角度討論相同的問題或者相似的問題，就會看到不完全一樣的歷史面相，自然會形成對相同問題的不同認知。這種多元面相和不同認知，是深化國家治理史研究的有效途徑。因此，要有多學科交叉的跨學科視野，以多學科、跨學科研究推動國家治理史研究的深入。

拓展國家治理史研究領域

目前的國家治理史研究，主要集中于古代中國的國家治理，對中國近代以來的國家治理問題相對忽視，故建議重視中國近代以來歷屆政府的國家治理史研究。中國學界除了關注中國古代國家治理體系及其治理能力問題研究外，還要關注中國近代以來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研究，關注近代以來的晚清政府、北京政府、國民政府的國家治理情況、治理舉措、治理政策變化、治理方式轉變及其治理成效，總結其中成功的經驗和失敗（無效）的教訓；關注中國共產黨在蘇維埃區域、抗日根據地及解放區局部所進行的區域社會治理情況、治理成效及其治理經驗；關注新中國成立以后中國共產黨的國家治理情況，改革開放以后治理環境、治理方式以及治理舉措的變化，也要關注新時代以來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新理念及新舉措?？傊ㄗh學術界將研究關注的時段及問題，適當向中國近代以來尤其是新中國成立以后的國家治理方面拓展。

目前的國家治理史研究，主要集中于中國的國家治理，而對世界各國的治理狀況及其問題相對忽視，故建議重視世界各重要國家的國家治理史研究。中國學界除了關注中國歷代國家治理體系及其治理能力問題研究外，還要關注全球范圍及世界歷史上的國家治理問題。關注世界各國的治理史研究，不僅包括對古代各地區各個國家治理問題的研究，而且包括近代民族國家的各項治理問題研究，尤其重視現代發達國家的國家治理史研究，也要關注亞非拉等發展中國家的治理問題。近代以來，世界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對本國的治理，有許多值得關注的治理舉措、治理方式和治理經驗，在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方面積累了豐富經驗，值得中國學界關注。中國學界應下大功夫研究這些世界發達國家的治理問題，弄清他們是如何進行社會治理，是如何對邊疆、民族、宗教等問題進行治理的。即便是亞非拉發展中國家一些不成功的治理狀況及經驗教訓，都值得中國學界認真研究，弄清世界各國治理體系有著怎樣的變化、特點和成效，弄清其中有哪些值得中國借鑒的治理經驗和值得吸取的失敗教訓，等等。目前中國學界對世界各國國家治理史的研究尚缺乏明確的自覺意識，研究力量比較薄弱，建議加以重視并強化這方面的研究，為新中國的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提供必要的“他山之石”。

重視理論方法更新

國家治理史的綜合性學科特征，決定了其必然會有多種研究范式。深化國家治理史研究，需要反思并超越現有的研究范式。目前流行的國家治理史研究范式，主要是制度史研究方式。它主要關注制度及其機構的創建、運行及其成效，關注國家治理措施的出臺、實施及其效果。關注這些方面是必要的，但這些常規性的研究需要進行理論升華。一項制度的創建和出臺，主要是為了解決當時面臨的迫切問題；這項制度的運行在不同時代、不同區域實施過程中，是有差別的；相同的制度（郡縣、科舉、監察等制度）也是流變的，在各代都會有所損益；實施過程必然會有變形和變異。

國家制度史研究的難點，往往在于對制度成效的評判。任何一項制度，都不會只有優點而無弊端，故對各項制度的優劣、得失、功用和弊端，要予以恰當判斷。大體上說，一項制度得以正常運行，一定是利大于弊，得大于失。一項制度最初出臺運行是有利的，但運行一段時間后必然會產生一些弊端，需要不斷予以革除；如果不能及時調整革除，便會形成“流弊”，流弊聚集沉淀便會形成“積弊”，進而導致“積重難返”，這項制度就難逃被廢除的命運?？婆e制度的興廢，就是典型例證。此外，對某項制度的研究，需要從動態發展的視角、從運行機制的正常與異常進行考察。

國家制度史研究，往往會出現只見“制度”及其機構運行，而看不到操作制度和機構運行的“人”的情況，即所謂“見制度不見人”。制度是由“人”制定的，是由“人”來操作運行的，當然也是為“人”服務的。忽略了“人”的制度史研究，是靜態的研究，而不是動態的研究；或許能看到歷史的表層變化，但很難探究歷史深層的規律性。因此，制度史研究必須關注“人”的狀況，探究人與制度之間的互動關聯。

目前的國家治理史研究，主要是歷史學視角下的制度史研究范式，這種范式有較強的適用性，應該堅持并發揚光大。但同樣的研究對象，既可以從歷史學的政治史視角、制度史視角加以觀察，也可以從歷史學視角下的社會史視角加以觀察，還可以從政治學的歷史視角加以觀察，更可以從社會學、生態學視角加以觀察。因研究視角和關注問題的差異，必然會形成國家治理史的政治學研究范式、經濟學研究范式、社會學研究范式、生態學研究范式等。研究范式的多樣化和不斷更新，能夠深化對國家治理史的認知。以范式更新的方式推進國家治理史研究的深化，應該是一條可行之路。

從總體上看，目前中國學界對國家治理史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對歷代政府具體的治理情況的探究，著重對歷代國家治理問題進行實證性研究，缺乏對國家治理問題進行抽象概括和理論歸納，提煉出來的帶有規律性的概念和判斷不是很多。這就需要學界根據中國歷代治理實踐，提煉具有中國特色的學科標識性概念，形成能夠揭示國家治理規律的理論體系。國家治理史作為歷史學的分支學科，目前在學科理論方法的探討方面尚處于起步階段，提升的空間非常巨大。學術界應重視國家治理史研究理論方法問題，因為理論方法決定著國家治理史研究的高度和深度。

來源：學習強國

校對：謝明芮

統籌：周鶴琦

審讀：李玉冰